张校长的读后感欣赏

读陶行知《中国教育改造》有感-张天佑

民国时期，是中华民族从国势虚弱，列强环伺，传统文化频受质疑，西学新知亟亟而入，国人乱花迷眼中，寻找出路的时期。重温学术名家的远见卓识，对理解当下教育改革的方向有醍醐灌顶的功效。

一、 “做”是教育的真谛。

陶行知先生崇尚王阳明的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但陶公更强调”行“，提出”教学做合一“的教学思想。陶公提出知识有真伪的见解，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。真知识的根安在经验里。从经验里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，真知灼见跟着智慧走。陶行知先生同时提出了一条判别真伪知识的标准：凡是没有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都是伪知识。如果以这一标准来衡量，我国现时学生所学习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伪知识，因为这些知识绝大部分都是由老师在课堂上直接灌输而来的，绝少与学生的经验发生联系。真知识就是被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，并能正确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；伪知识就是被学生死记硬背下来而并未真正理解、也不懂得运用的知识。显而易见，伪知识是毫无用处的。“凡是崇尚伪知识的民族都是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。”陶公的这一论断振聋发聩。在历史上，只崇尚读书，而没有发明工具的朝代，都是羸弱的。一旦发生冲突，好比鸡蛋碰石头，头破血流。宋金之战、鸦片战争、甲午战争，没有一次幸免。平时言之灼灼的文官武将，战时都是花瓶，不堪大用。每一次工具的发明，人类都大踏步前进。距今两万年前，石器的发明，让人猿一别，从此动物无法战胜人类；距今两千年前，铁器的发明，让人类获取食物再也不用发愁，从此开启人群与人群的战争；距今两百年前，蒸汽机的发明，让西方的工业文明战胜东方的农耕文明，从此阳光照射在西方，东方进入至暗时刻。距今二十年左右，互联网的发明，让人类之间联结更为紧密，地球变为一个小村庄。每一次工具的发明，都带来国运的变化。在当前中美争执升级背景下，对“脱钩”后我们的创新能力、中美发生擦枪走火后的“热战”的战斗能力，都让人捏着一把汗。建国以来，教育培养的人才在这次民族冲突中担纲大任，是一次国力的检验。愿一切安好。

二、 实施“做”的教育的路径是生活

“生活即教育”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。什么是“生活教育”?陶行知指出:“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，生活所自营，生活所必需的教育。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。生活无时不变，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。”既然生活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，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，所谓“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;过好的生活，便是受好的教育，过坏的生活，便是受坏的教育”。生活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，反对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，认为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。“生活教育”可以找到现实需要的根基，“生活教育”也是学生需要的教育。

陶行知先生把生活教育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，让我感叹教育家的前瞻性，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吗?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也，还要让他们学会生活，学会劳动，学会学习，学会做人。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教育，善于开启学生感受生活、学习探索的兴致，大千世界都是活的教科书，教师要善于发掘生活的意义，让孩子从“活”的书中能感受生活，感受生命。教师应该像一个有能源支持的火炬，后者性一个有生命的蜡烛，以便燃烧，一边又在生长。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，不断的丰富自己，使自己有更高的燃烧值，更高的照亮度，这样才有可能在有限的从教生涯中，为祖国，为民族的教育事业，为千百万人的成长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，陶行知的教育名言是我教育之路的一盏明灯，指引我继续前进、感悟和探索。

三、 怎样检验“做”教育的成果

要使学生掌握真知识、真能力，必须另寻法子。陶行知先生找到的办法就是“从做中学”。“学的法子必须依据做的法子，教的法子又必须依据学的法子”、“事情怎样做的就怎样学，怎样学的就怎样教”，陶行知先生把这些统称为“做、学、教合一”，并且以“做”为中心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掌握真知识、真本领。在一个考试的国度，仅仅有好办法是不行的，还必须有对好办法的评价，否则好办法就不能推广，就不能获得人们的承认。因为中国人太迷信考试了，没有经过考试的东西，中国人是无法接受的。且让我们看看陶行知先生是怎样评价教学的效果的。在陶行知先生那里也是有考试的，但他的考试与我们的不同。例如：晓庄师范学校入学考试包括以下五个方面：一、农事或木工操作一小时；二、智力测验；三、常识测验；四、作国文一篇；五、三分钟演说。可见陶行知先生的评价方法与他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。不仅“学的法子依据做的法子，教的法子依据学的法子”、而且“考的法子也要依据做的法子”、“怎样做的，就怎样考”。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可表述为“做、学、教、考合一”。陶行知先生还告诫说，凡是书呆子、文凭迷最好不要来，因为他们肯定通不过农事和木工这两关的。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鉴意义。

《银河补习班》观后感

昨天晚上，我和爱人一起观看了教育片《银河补习班》，尽管该片很多理念我不敢苟同，但是毕竟教育问题已经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共鸣，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，颇感欣慰。

我看后，对其中的教育问题有以下体会。

一、 教育是多因一果。

当下教育，颇受诟病，家长不满意，孩子负担重，专家多批评，领导多指示，政府多文件。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苦不堪言，干的比牛累，起得比鸡早，还受气。自己在系统内深知其病理，但无法改变，只能随风起舞。一位专家说的好，“教育问题，说到底是社会问题。”但是，社会不改变，是不是教育就不改变呢？教育是未来的事业，教育变革是时代主题。

影片多视角诠释教育问题，从不同人物不同视角，给我们提供了解剖教育问题的素材。

首先是学校。教育管理者口口声声为孩子好，在现实中实际上都是为学校好，把学校利益放在首位，这本来也无可厚非。试问我们人在江湖，谁又不是“屁股决定脑袋呢”？但是作为教育管理者，特别是校长，更不要忘了初心，我们首先是一位教师，是为了孩子的成长。所以升学率一年更比一年强，可以强度小一点，步子小一点，等一等灵魂的脚步。本片中的教导主任，丧心病狂地抓升学，清理“问题学生”，给我很大的震撼。我们要敬畏手中的权力，反思我们的行为，做一个有情怀的教育工作者。

其次是教师。现实中的教师是辛苦的，是负责的，也恰恰是这个为你好，贻误了个别孩子。本片中马飞小学教师，如此武断地对待孩子，给小小的马飞打上“缺根弦”的印记，差一点贻误一位天才学生。所以教师要有善心和爱心，只有上辈子是菩萨的人，下辈子才能作教师。现在有些教师一遇到问题学生就像撵出去，甚至要挟学校开除，这是对孩子极大地不负责任。前不久，洛阳发生的学生毕业20年还要报仇，打自己当年的老师，这是当教师最大的悲哀。

第三个视角是家长。同一个孩子，在中了“毒”的妈妈眼中是一个缺根弦的笨孩子，学习差，问题一大堆，但是拼命地把孩子塞进名校，认为是对孩子最大的好，实际上害了孩子。如果不是父亲及时来到孩子身边，可能孩子这一辈子就是窝囊废了。父亲不停地给孩子希望，唤醒孩子上进的动力，而不是每天给孩子补课。影片中，在马飞被激起学习兴趣想要晚上再看会儿书问他爸是否可行的时候，马皓文说“你自己的事可以自己决定，不必问爸爸”。他的教育理念是：“一直想。““人生就像射箭，梦想就像箭靶子，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，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。”片中还原了1998年那场大洪水，当小小的儿子被困于水中的时候，马皓文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寻找，他找来一个大喇叭向洪水深处大喊，他希望儿子可以听到，并且他一直引导儿子不要怕，不要停止想，看看旁边有什么，想办法自己救自己。就这样儿子真的听到了爸爸的呼唤，并且开始试图寻找身边能承载自己的物件，最终通过儿子独立思考，找到了一个门板、一块破布、一根棍子、一个手电筒，就这样他划着自制的小船，拯救了自己。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过"教育不是装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把火"。我们怎么做家长？正如影片中所言“家庭才是最大的辅导班，父母一言一行才是最好的辅导教材。”鲁迅先生在《我们怎样做父亲》里，说到父亲的职责就是“肩着黑暗的闸门，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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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是孩子。孩子的成长是曲曲折折的，一路上有先天因素的影响，更要有意志品质的坚韧，还要有克服困难的自信。影片中，小马飞在几次努力后，仍不见成效，流着眼泪说“太难了，我还是去卖烧饼吧”时，我还是感到触动。是啊，太难了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学习好真的不是一件人人都能靠努力就做到的事情，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烦恼。但细想，学校的成绩和排名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一个人活着就只有文化学习这条路可走吗？真的像任素汐说的那样，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去买烧饼吗？不，不是的。所有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，活成自己想要的人。

二、 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要付出代价

“马皓文申诉无门”，这是电影最犀利的一部分，很隐晦地包含了对现实的种种批评：人心的世故、算计、冷漠、残酷;傲慢、僵化的行政机关对小人物权益的轻视和忽略，对他们的诉求习惯性地“踢皮球”……电影中渲染的理想主义或许虚无缥缈，但马皓文面对的这些真实的困境，却会令观众心有戚戚：为何一个普通人想活得坦然而有尊严，会这么难?

三、 影片中反映的教育问题瑕疵很多。

蒋梦麟的《西潮与新潮》读后(1)(20-23-22)

读民国时期大师的作品，可以让我们回顾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走过的路，读懂当时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行动，明确初心与使命，不致于迷航。让我们在大的历史背景下，看待当下的问题，理智而坚定。

一、 对东西方文明的再认识

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渔村，家境殷实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。父母开明，而有远见，没有逼孩子在诵读四书五经中，赚取功名，而是让小蒋梦麟读教会学校和绍兴中学堂，尽管蒋凭借聪明的头脑，在垂危的晚清考取了秀才，但不敌西方文明的诱惑，到美国著名大学留学，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杜威的师生之谊，奠定了蒋后半生的教育主张。从蒋的经历中，我感悟有三：

一是西方文明注重理性，富于创造，富有侵略性，因而在经历两次工业革命成功之后，在全世界掠夺。两次世界大战都从欧洲发源，足以说明西方文明缺少情商，不会通融。而东方文明追求安定，在中原民族几次遭遇外族入侵之后，如化绵神掌般同化外族，慢慢安定下来。富有侵略性的民族精气神十足，但不稳定，欧洲在二战后追求团结，成立欧盟，就是想安定下来，最近欧洲民粹主义抬头，骨子里面的不安分又要开始。中华民族追求安定，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，蒋梦麟出生的渔村，男耕女织，一派安宁祥和气氛，连传道士带来的洋火，初见新奇，再后来也不用，还是喜欢用火石打火。一味追求安定的民族，缺少铮铮铁骨，就会被异族蹂躏。所以中国当代就要富国强兵，锤炼骨气。西方喜欢用高等文明俯视外民族，实际上自身劣根性也很难克服。

二是台湾、香港都有一段殖民历史，好像人民素质要高一点，是不是殖民者超度的结果？从蒋的角度来看，在香港的殖民者和上海租界的欧洲人，都是自私、愚蠢的家伙，从未有提升当地人素质的想法，只有自己赚钱的想法。对待当地人，或者是皮鞭，即不按规则就受刑，讲什么民主，或者是隔离，即“犬与华人不得入内”。在巴黎和会上，英国、法国等列强，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让日本的野心变大，哪管中国人民的死活，没有民主，没有人权，只有“勾当”。现在香港和台湾的人，认贼作父，英国人居高临下教训中国人，确实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。恶贯满盈的家伙信誓旦旦的说教，让中国外交部怼一顿，自找没趣。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下，有实力才有发言权。

三是在学习西方文明上，日本与中国表现不同，是文化基因相同而体制机制不同的结果。日本始终保留“士”阶层，搞定这个阶层就能搞定整个社会，下层民众的教育就是克己和执行。而中国社会的阶层始终是流动的，所谓“皇帝轮流坐，今日到咱家”，在中国当领导必须从基层慢慢提升，顶层要改革必须酝酿。在西方也是财团控制的政治，哪种类型比较合适？可以拭目以待。

二、 对教育的再认识

一是有长远眼光的父母是孩子最大的福分。蒋梦麟弟兄几个，在经济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，都是从私塾开始读起，然后到绍兴、杭州、上海读书，蒋梦麟还一直读到美国著名的大学。应该说，父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从孩子的学习经历来看，我一直认可的规律是，小的时候以兴趣为主、成绩竞争为辅，到高中以后以成绩竞争为主。但是从蒋的经历看，小时候博闻强记一些东西，有一个很宽厚的文化基础，对将来孩子厚积薄发，很有好处。特别是，小蒋梦麟在读私塾的时候，不喜欢诵读四书五经，偷偷地跑回家，慈爱的母亲把孩子搂在怀里，让孩子有一个避风港，才让孩子在困难期平稳度过。所以我们说，好女人是这个家族的福分。也有人说，一个国家的强大，是推摇篮的手来决定的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二是自古英雄多勤奋。蒋梦麟天分很聪明，但是他异常勤奋。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原来他的英语老师，发音根本就不标准，但是后来能留学美国。靠的是他的自学能力，付出很多，所以在他的成功过程中，个人的天赋有60%的作用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努力。另外，还有一种事情，在青年学生成长过程中，把握不好，影响很大-——那就是愤青。青年时期的蒋梦麟参加了学生运动，上了黑名单，不得不改名字。原来蒋梦麟出生后父亲起名叫蒋梦熊，是因为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梦到了一只熊，但是因为青年时期上了黑名单，改为梦麟。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，有一段论述，学生运动常常被政治所操纵。蒋梦麟在代理北京校长期间，亲耳听到，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评价。原来学生没有尝到这种自由和民主的欢悦，但是一旦奴性十足的人，突然尝到自由的乐趣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会一串又一串的运动，那么紧跟着就是狂躁。所以要增强理性精神和独立意识。青年时期，一方面，要努力学习，一方面要有独立精神，这样才不至于摔跟头。

三是自由是知识分子创新的基本土壤。民国时期，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期间，为什么短短的八年培养三千多毕业生，出现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有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，有171位两院院士，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有100多位人文大师，原因就在于，这个时期有一批优秀的教师。这些优秀的教师都是在中国极贫极弱时期出国留学，然后学成归来，报效祖国，都是大师级的人物。回到国内以后，整体政治环境允许知识分子去独立思考，给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，因此才出现一大批优秀的教师，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。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最优秀的学生，天资聪明，在学习上心无旁骛，思维上有创新，人格上独立，这样优秀的学生相互启发和激励，成绩非凡。

四是功名在圈子，幸福在修行。蒋梦麟在《新潮》这本书里写的，是他晚年主持农复会工作的事情。实际上农复会是晏阳初在美国争取而来的，这笔资金要在中国农业方面有所作为，但是谁来主持这笔资金运作呢？本来最好的人选是晏阳初，但是由于蒋梦麟与蒋介石是同乡，蒋梦麟与傅斯年、胡适又是北大的同事，而且与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是同学，最后被大家给抬到了主席台上。这成就了蒋梦麟后期的成就。特别是在偏居一隅的时候，能有所作为，完全是人脉关系使然。但是人的幸福在修行。蒋梦麟青年时期与原配夫人有四个孩子，然后与他好的朋友的遗孀陶曾谷结婚。又在晚年找一个小老婆徐贤乐，导致了后来官司不断。在农复会工作上班期间，也不得安生，因为徐贤乐天天去堵他，记者也去筹热闹，搞得满城风雨。他个人品行不到，到了晚年不幸福。

思想塑造个性 个性决定命运

近读于歌著的《民族个性与民族兴衰——宗教改变的国家走向》，颇有启发。本书的主题是宗教塑造了民族的个性，从而影响了民族的命运。

纵观人类发展史，强劲崛起、独霸一方的民族常常有地处苦寒、性格坚毅、勇猛积极的共性特征，这些品格的形成并非天生，而是在斗争中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。在此旗帜的指引下，凝聚精神，淬炼性格，在不断地与其他民族的冲突中，傲然厥起。正如马克思·韦伯所言，”宗教影响了民族的个性，从而决定了民族的命运。“

盎格鲁-撒克逊民族发祥于北欧森林，公元五、六世纪定居于英伦三岛，自此到十六世纪中叶一直屡受欺辱。先是被丹麦人掳下，后被日耳曼人、法兰西人欺负。但自从新教革命，改变了这个民族的面貌，一下子豹变为最强大的民族。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，打败了荷兰，成为海洋独霸的王者。特别是五月花号清教徒在北美另辟蹊径，创造了近百年巨无霸的美国。人种还是这个人种，自从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，一下子勇猛无比，拓展为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至今保持先进的国家。这个思想武器是理性主义、普遍主义、个人主义、道德自律、民主主义。文化上的理性主义，让他们发展了科学，摒弃了巫术和谶纬，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；社会上的普遍主义和严格的道德自律，让他们发明了现代化的团体和法制体系，摆脱了裙带和亲缘关系的羁绊，建设出高效和谐并有战斗力的社会组织。政治上的民主主义，确立了分权机制，限制了权力的恣意妄为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保障。

我们的近邻日本，原是我们的学生，但鸦片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。追随千年、奉为圣贤的中国，竟然以四亿国民不抵几千英军。于是一场民族自救以及更新的改革运动在日本展开，这就是明治维新。日本谦虚地学习和模仿新的文明，而不是中国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“，让这个资源匮乏的撮尔小国打败大清帝国和白人的新兴帝国俄国。如果不是膨胀过渡，被盎格鲁-撒克逊民族打断脊梁骨，恐怕中华民族仍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人类的进步如行进在茫茫黑夜之中，唯有一片心灯才能照出光明的前途。外国如此，国内历史也充分证明思想武器之重要。地处苦寒地区的秦国，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物产丰富的齐国，但是自从实行商鞅变法，奖励耕战，在群雄中异军突起，一举统一中国。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，也是找到了毛泽东思想以及持续革新的价值追求，让积贫积弱的古老民族焕发活力，不但搬走三座大山，而且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，近期让盎格鲁-撒克逊民族寝食难安。

一个民族的发展需要一种思想引领，一个单位的发展更是如此。郑州五中发展到今天，一路筚路蓝缕。从1939年的难童收容所，到1942年的圣德中学，又为躲避日寇蹂躏被迫西迁，再到郑州解放前后的短暂辉煌，后到郑州五中初期的积贫积弱，一度改名郑州市体育中学，想寻求出路。只有从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，郑州五中才认准要在普通中学的办学道路上，立足平民阶层，踏实进取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努力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。经过几代五中人忍辱负重，不断积累量变，才有最近两年的质变，我们被老百姓公认为一匹黑马，高中录取分数线超过省级示范，初中、高中都变为热点学校。也被郑州市教育局树立为低进高出的典型，还曾站在全省、乃至全国的舞台上介绍经验。教育部每四年一届的基础教育成果奖，每三年一届的信息化示范案例，都有郑州五中的名字。王中立局长说，高中的竞争力是课程、教师和口碑决定的。我们的口碑就是竞争力。

回顾我们走过的路，我们靠什么实现超越？

靠的是一种强大的思想。这种精神是处低位时，坚韧向上；这种精神是有进步时，仍保持朴实本色；这种精神是课堂教学相信科学，依靠科学，不断追求专业卓越。这种精神是与时俱进，不断把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引入校园。一句话，就是“灵智并进”，是五中校训的精神内涵。